王晓光

 2004年11月，安徽省天长市考古工作者在该市安乐镇纪庄（汉晋东阳古城遗址附近）发掘了一处西汉墓葬（19号墓），出土文物119件，其中有木牍34件（编为1－34号），削2件，砚盒1件。木牍尺寸长22.2－23.2cm、宽3.6－6.9cm，共书有2500字左右，整理者公布了十件（14面）木牍及文字内容，内容有户口簿、算簿、书信、名谒、药方、礼单等。根据牍文及其他出土文物得知，19号墓主人为“谢孟”，是当时东阳县一位官吏。［1］除1号牍为官文外，其余木牍均为私人文书（包括信牍、名谒、药方、礼单等）。1号牍正背两面分别题有“户口簿”和“算簿”，表明其为上计文书，属汉代“户口簿”实物形式及汉代县级上计文本的首次发现。［2］对墓葬时间有两种观点：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根据牍文、墨迹风格及其他情况看在武帝中期至宣帝之间的可能性较大。［3］木牍字体为隶书，少量字迹不太清晰，分正、草两种字体，为多人所书，从字迹看，书写者都有较好的书写功底且书风各不相同。1、14号牍写得最工整；2、5、12、13、15、18、20号牍于当时的正体隶书中加入“行意”，显得灵活随意、不拘格套；10号牍写得更草率些。

天长纪庄木牍的书法及其他

汉隶（八分）成熟的标志至少有三个：一是横扁字形，二是直折笔画，三是波磔定型。字形由先秦、西汉初期的纵势向横势发展是个大趋势，《青川木牍》、《里耶简牍》、《龙岗简》、《睡虎地简》等战国至秦代简牍单字纵长体形很明显，汉初实为字势由纵长向横长过渡的阶段，“张家山”、“马王堆”等一系列简牍帛呈现着纵势、横势互现的字形。稍后，汉隶成熟的三个特征在文、景时期的《阜阳简》、《凤凰山简牍》中基本具备。可以说，汉隶在文景到武帝前期这一时段就大体成熟了。［4］汉隶中典型的波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先前的长尾笔，西汉早期墨迹充斥大量的拉长尾笔，主要分垂直长尾笔和左、右下方约45度弧形长笔，但（文、景以前）极少横向长笔。《沅陵虎溪山M1简》（前162年以前书）中，柔和的捺磔笔及含磔角的横画大量出现；凤凰山M9简牍（前164）分书化特征更为明显，其中《安陆守丞绾文书牍》之“上”、“之”、“年”、“六”等字横画一波三折，夸张而舒展，与东汉成熟隶体并无二致。“虎溪山”、“凤凰山” 等简牍属西汉前期含八分因子最多的墨迹。其实，横扁字形与含波磔的捺画、横画关联密切，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成因。《睡虎地秦简》到《马王堆帛书》中不少字横画较长且含波势，一些字捺笔近乎水平地拉出磔角——它们以及那一时期类似的写法可看作后来标准汉隶体的滥觞与发展。这种大体呈横势的笔画（主要是捺画、横画）越来越被强化、突出、夸饰，无论正体还是草体都是如此，在西汉前、中期的《张家山简》（约前186）、《马王堆M3简帛》（前168以前书）、《凤凰山简牍》、《阜阳简》（前165以前书）、《虎溪山简》等遗物中可以看到这两种笔画拓进的生动历程。

由于当时没有官方的字体整饬及书写规范行为，“分书化”以及草写规范化的步伐很不一致，书写自由随意并受环境、地域等多种因素影响，同时同地不同写手笔下风格及“分化”程度可能不够均衡甚至相差甚远。纵向看也是如此，《天汉三年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