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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隶形态多元化与清代以来隶书创变理念
时间:2011-12-05 01:31:51 浏览次数:12948张鹏
内容提要:
如果说唐人隶书和清初隶书将这种字体的形象定位于“结体横扁、蚕头燕尾”而很难进行创造性发挥的话,对汉隶形态本身的多元化梳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来此起彼伏的隶书创作新思路。本文根据不同分类法将汉隶按时间、空间、呈现方式等线索分为若干类,并以此类型对照后世隶书创变理念。
关键字:汉隶 形态 类型 创变 清代 理念
引言:
在汉字字体发展史上,从秦末至东汉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篆书因其复杂化渐渐让位于书写更为便捷美观的隶书,而在隶书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又悄然包孕出草书、行书和楷书,同时,“正体”与“俗体”、“铭刻”与“墨迹”、文化中心与偏壤边陲等种种因素的交织,也相互造就了这一时期字体多样、风格多样的复杂局面。各种字体之所以在此期间风云变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用性书写对速度的追求以及人类爱美的天性对装饰性的偏爱。
隶书从孕育到完全成熟,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多条复线共存的大背景之中,它不仅受本身字体“自律”的影响,同时也不断在种种“他律”的支配下游离徘徊。所以后人看待隶书的眼光,因时因地,或囿于前规,或限于出土资料的客观历史条件限制,各各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不同眼光,使隶书创变常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文拟从汉隶形态的多元化中整理出几条隶书划分类型,以此来探讨后世隶书创变的不同理念。限于文字,本文只粗略列出隶书类型,而不对其产生的原因详加分析。
其一是隶书自身发展的纵向脉络。早期脱胎篆书,化圆为方,变纵长为横匾,重结构空间;晚期体势谨严,用笔丰富,重笔画形态。
其二是汉隶发展过程中地域分布形成的横向格局。分为鲁豫陕碑刻风格、川陕摩崖风格、荆楚简帛风格、西北简牍风格。(这种划分尽管在时间性上并不完全同步,但因其概括性强、风格突出,故采用。)
其三是字体演进中产生的诸体相杂现象。有“篆隶相杂”、“隶楷相杂”、“隶草相杂”等不同类型。
将汉隶从主观上加以整理和分类,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厘清后世学习隶书以及进行隶书创变的不同思路,为进一步推动隶书创新提供理论上的借鉴。限于学力,难免挂一漏万,还请方家指正。
一. 汉隶自身发展的纵向脉络与隶书复兴期关注点的演变
㈠ 典型隶书特征与清代初期隶书复古理念
由于东汉标榜名节、提倡孝道的时尚,迷信神仙、追求奢靡的习俗,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书法艺术普遍爱好的心理,以及书法家群体逐渐产生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了碑刻在桓、灵时期大量产生。而八分书工整华美,笔法丰富,装饰性强,是当时最适宜用于碑刻、又能充分表现书法美的书体。①
这一时期的汉隶作品,以《乙瑛碑》(图1)、《曹全碑》(图2)、《史晨碑》(图3)等为代表,结体横扁,蚕头燕尾,章法字形都极为工整,代表着隶书已达到高度成熟。随着行书楷书的迅速崛起,以及宋元明普遍重视行草而忽视篆隶,到清代初期当书法家将眼光重新盯向汉代时,囿于资料的缺乏和受唐代为数不多的几位隶书作者僵化隶书的影响,蚕头燕尾的横扁体式无疑成为他们心目中最典范的汉隶形象。如同篆刻复兴之初以“酷似汉印”为能一样,清初几位隶书家的努力也仅仅是停留在对典型汉隶不遗余力的模仿,如王时敏、戴易、郑簠、朱彝尊、万经、郭宗昌及傅山等人,王时敏、戴易、万经的隶书作品甚至带着明显的“唐隶”痕迹,工整而气息糜弱,傅山则大量使用冷僻字、怪异字,习气极重,只有郑簠(图4)和朱彝尊(图5)两人在隶书方面成就稍高,前者灵动中得汉隶之“厚”,后者严谨典雅中得汉隶之“纯”,但与中后期隶书大家相比,他们基本上谈不上创造性,依然处于汉隶技巧的探索期。就其原因,一是前代基本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二是“典型隶书”的思维限制了他们的取法范围,他们普遍取法《曹全碑》碑就是明证②。正如刘恒先生指出的一样:“清代前朝的隶书,基本上反映了隶书书法从取法唐人和随意妄作的状态向回归汉隶和以古为师的转变过程。由于隶书在宋代以后逐渐衰微,降至元、明,汉人古法消亡殆尽,于是写隶书者任意发挥一己之思,发明了许多诸如“细肚、蚕头、燕尾、鳌钩、长椽、枣核”之类的点画规则,名目繁多,巧思百出。明清之际善写隶书者,大多沾染有这种习气,即便被认为是“力追秦汉”而卓然名家的王时敏、傅山、郑簠等人也未能免俗,他们作品中的夸张用笔和冷僻字、别体字形就反映了这种习气的流弊。”③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隶书创作者,当他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汉代时,实际上并无多少关于汉隶演变的概念,只是简单的将东汉成熟期典型隶书作品当作了全部的精华,对蚕头燕尾的刻意强调以及还原汉隶写法的种种努力,都深深打下了“眼光狭隘”的烙印,不过也正是在这种近乎复古风气的影响下,隶书创作的技法以及人们对汉隶的认识才得以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他们无疑对隶书创作的繁荣具有开拓之功。
㈡“空间—笔画”两极与追求大汉气象
隶书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是逐渐脱离篆书那种纵长体式、强调建筑式空间感,转而主动寻找笔画线条表现力的过程。越是早期的隶书,波磔意味越不明显,越是晚期的隶书,空间意识越淡化,我们可以在以下列表格和图示中清晰看见这种“空间—笔画”衍化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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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
书刻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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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凤刻石》 |
公元前56年(鲁孝王3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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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子侯刻石》 |
15年(新莽天凤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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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褒斜道刻石》 |
63年(东汉永平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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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颂》 |
148年(东汉建和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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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瑛碑》 |
153年(汉恒帝永兴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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